漢朝始建，百業(yè)凋敝，至孝惠帝、呂太后，經(jīng)濟開始恢復，而漢文帝喜行節(jié)儉，思安百姓，聽從賈誼之言，令民趨本背末，開籍田，躬耕以勸百姓。后晁錯又建議文帝令民入粟邊，六百石爵上造，稍增至四千石為五大夫，萬二千石為大庶長，讓百姓可以通過納糧的多少取得社會地位，以建立尊農(nóng)夫而賤商人的社會風尚。又除民田之租稅，令民無租稅之困惑。及孝景二年，已除租稅十三歲，孝景帝遂令百姓半出田租，三十而稅一。經(jīng)過以上措施，人民安居樂業(yè)。及漢武帝即位，天下已是一派繁榮景象。
一、西漢盛世的來臨與儒學的復興
《漢書·食貨志》云：
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間，國家亡事，非遇水旱，則民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盡滿，而府庫余財。京師之錢累百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于外，腐敗不可食。眾庶街巷有馬，仟伯之間成群，乘牸牝者擯而不得會聚，守閭閻者食梁肉；為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為姓號。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誼而黜愧辱焉。
西漢初年的繁榮，得利于政府不與民爭利、藏富于民的理念。不過，長達一百余年的盛世，不與民爭利、藏富于民的行政理念，隨著經(jīng)濟的發(fā)展，富人的驕逸，君主權(quán)威的膨脹，會發(fā)生一些變化。《漢書·食貨志》又云：
于是罔疏而民富，役財驕溢，或至并兼豪黨之徒以武斷于鄉(xiāng)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爭于奢侈，室廬車服僭上亡限。物盛而衰，因其變也。
所謂物盛而衰，是一種自然規(guī)律。盛漢之際，“罔疏”體現(xiàn)了人民具有的自由。但是，繁榮也帶來了驕橫奢侈之病，而這種毛病，事實上也影響了漢武帝。漢武帝“外事四夷，內(nèi)興功利，役費并興，而民去本”。董仲舒曾上書諫勸，但漢武帝哪里聽得進去？繁榮的經(jīng)濟所支撐的強盛國力，已足可以使他一改乃父乃祖的節(jié)儉習性，而行鋪張揚厲之事，所以“仲舒死后，功費愈甚，天下虛耗，人復相食”。武帝自公元前140年即位，在位五十年。及其晚年，“悔征伐之事，乃封丞相為富民侯”，并下詔說：“方今之務，在于力農(nóng)。”任命趙過為搜粟都尉，采取了開墾田地，加強管理和技術(shù)投入等方法，使百姓“用力少而得谷多”。到了漢昭帝時，“流民稍還，田野益辟，頗有畜積”，而漢宣帝“用吏多選賢良，百姓安土，歲數(shù)豐穰，谷至石五錢，農(nóng)人少利”，于是宣帝令在邊郡筑倉，“谷賤時增其價而糴，以利農(nóng)；谷貴時滅其價而糶，名曰常平倉。民便之”。漢元帝即位，天下大水，關(guān)東尤甚，齊地谷石三百余，民多飯死。“在位諸儒多言鹽鐵官及北假田官，常平倉可罷，毋與民爭利。上從其議，皆罷之。又罷建章、甘泉宮衛(wèi)、角抵、齊三服官，省禁苑以予貧民，減諸侯王廟衛(wèi)卒半。又減關(guān)中卒五百人，轉(zhuǎn)谷振貸窮乏”。漢成帝時，“天下亡兵革之事，號為安樂，然俗奢侈，不以畜積為意。永始二年，梁國、平原郡比年傷水災，人相食，刺史守相坐免”。漢哀即位，“宮室苑囿府庫之臧已侈，百姓訾富雖不及文景，然天下戶口最盛矣”。平帝時，情勢未改。及王莽建新，“因漢承平之來，匈奴稱藩，百蠻賓服，舟車所通，盡為臣妾，府庫百官之富，天下晏然”。可以說，在王莽即位之初，漢朝仍然能有一副盛世模樣，在于漢朝的領(lǐng)導人能夠及時修正已經(jīng)出現(xiàn)的奢侈之風，繼續(xù)貫徹不與民爭利的行政理念，而不是把掠奪民間資源、國富民窮當作行政的主導。
炎漢之盛，也與武帝時軍事上的勝利分不開。漢高祖、呂后時，對匈奴實行和親政策，以求茍安。文帝后元六年，匈奴侵上郡、云中，殺掠甚眾，雖由周亞夫屯軍細柳抵御，匈奴兵退，但兩年后，漢景帝即位，仍然派遣御史大夫陶青至代下與匈奴和親。漢景帝五年，遣公主嫁匈奴單于。漢景帝中元二年，匈奴入燕地。漢景帝后元二年，匈奴入雁門，太守馮敬戰(zhàn)死。及漢武帝即位，以衛(wèi)青為大將軍，七次率兵出擊匈奴，斬捕首虜五萬余級，霍去病、李廣更是屢立戰(zhàn)功。又通西域，擊南越，征西羌，擊東越，征朝鮮，皆獲成功。及漢宣帝時，匈奴大衰，遠遁，漢邊疆漸趨安定。可以說，至漢武帝時，漢朝才體現(xiàn)出一個強國的軍事實力。有了強國的軍備，對于漢朝人民的安居，無疑意義重大。
西漢盛世，自漢武帝始，經(jīng)漢昭帝、漢宣帝、漢元帝、漢成帝，至漢哀帝、漢平帝終結(jié)，時間跨度約一百四十余年，至王莽則天下大亂。盛世的特征，既體現(xiàn)在物質(zhì)的文明，更體現(xiàn)在政治的進步、精神的自由。漢武帝之后，錢糧豐盈，政治文明，國力強大，人民生活安定，社會環(huán)境寬松，人民的自由度也就相對大。
漢朝的強盛，同時也表現(xiàn)在文化的繁榮方面。《漢書·禮樂志》云，至武帝“乃立樂府，采詩夜誦，有趙代秦楚之謳。以李延年為協(xié)律都尉，多舉司馬相如等數(shù)十人造為詩賦”。又《漢書·藝文志》云，迄孝武世，“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說，皆充秘府。至成帝時，以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nóng)求遺收于天下。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經(jīng)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數(shù)術(shù)，侍醫(yī)李柱國校方技”。漢武帝時期，給予樂府這個在秦及漢初就存在的機構(gòu)賦予了采詩的新功能，一時詩賦文書之盛，自然是與舊日不可同日而語。這種網(wǎng)羅天下文籍，重視文化事業(yè)的行為，既體現(xiàn)了漢朝君臣欲徹底修正暴秦政治的愿望，而經(jīng)濟實力也為文化事業(yè)的發(fā)展提供了保證。
中國文化興起于上古，而其精髓，至孔子整理，則有《詩》、《書》、《禮》《樂》、《易》、《春秋》，其精神實質(zhì)，在于關(guān)心民生，而要實現(xiàn)關(guān)心民生的本意，就需要維護禮制秩序。但是，到了孔子時代，禮崩而樂壞，政不自天子出，使民無所適從。孔子為了糾正社會的衰頹，振興周朝文明，周游列國，卻不免菜色困窮，被人認為是不合時宜。孔子之后，孔子弟子仍然奔走東西，為發(fā)揚夫子之文章，前仆后繼。后世儒家，正是繼承孔門傳統(tǒng)的學者所代表的哲學流派。《莊子·天下篇》論學術(shù)之變遷曰：“古之人其備乎！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明于本數(shù)，系于末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運無乎不在。其明而在數(shù)度者，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其在于《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搢紳先生多能明之。《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其數(shù)散于天下，而設于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此言《詩》、《書》、《禮》、《樂》、《易》、《春秋》為中國文化之源頭。《漢書·藝文志》曰：“儒家者流，蓋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經(jīng)之中，留意于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為高。”案六經(jīng)之文，經(jīng)孔子整理，儒家游文六經(jīng)，宗師仲尼，表明他們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繼承者。
漢代文化的繁榮，核心價值在于儒學的恢復。儒學復興，既保證了漢代政治體現(xiàn)出的革命性，同時也為建立仁政秩序提供了理論支持。
《史記·儒林列傳》云：
自孔子卒后，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大者為師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路居衛(wèi)，子張居陳，澹臺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貢終于齊。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厘之屬，皆受業(yè)于子夏之倫，為王者師。是時獨魏文侯好學。后陵遲以至于始皇，天下并爭于戰(zhàn)國，儒術(shù)既絀焉，然齊魯之間，學者獨廢也。于威、宣之際，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業(yè)而潤色之，以學顯于當世。及秦之季世，焚《詩》、《書》，坑術(shù)士，六藝從此缺焉。陳涉之王也，而魯諸儒持孔氏之禮器往歸陳王。于是孔甲為陳涉博士，卒與涉俱死。陳涉起匹夫，驅(qū)瓦合適戍，旬月以王楚，不滿半歲竟滅亡，其事至微淺，然而縉紳先生之徒負孔子禮器往委質(zhì)為臣者，何也？以秦焚其業(yè)，積怨而發(fā)憤于陳王也。及高皇帝誅項籍，舉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習禮樂，弦歌之間不絕，豈非圣人之遺化，好禮樂之國哉？故孔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夫齊魯之間于文學，自古以來，其天性也。故漢興，然后諸儒始得修其經(jīng)藝，講習大射鄉(xiāng)飲之禮。叔孫通作漢禮儀，因為太常，諸生弟子共定者，咸為選首，于是喟然嘆興于學。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亦未暇遑庠序之事也。孝惠、呂后時，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時頗征用，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竇太后又好黃老之術(shù)，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及今上即位，趙綰、王藏之屬明儒學，而上亦鄉(xiāng)之，于是招方正賢良文學之士。自是之后，言《詩》于魯則申培公，于齊則轅固生，于燕則韓太傅。言《尚書》自濟南伏生。言《禮》自魯高堂生，于趙自董仲舒。及竇太后崩，武安侯田蚡為丞相，絀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shù)百人，而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學士靡然鄉(xiāng)風矣。
據(jù)《漢書·武帝紀》載，漢武帝建元元年，丞相衛(wèi)綰奏，“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請皆罷”。奏可。自百家之興，到漢武帝，那些背離仁義傳統(tǒng)的新學如法家、縱橫家之言，才退出了歷史舞臺，其原因是隨著國家的安定，辯士用不著，而法家之旨，與人民為敵，不利于人心的安定。漢武帝當然明白這一點，因此，不再引進法家及辯士。但是，武帝即位之初，竇太后尚執(zhí)國政，而好黃老，建元二年冬，倡導尊儒的御史大夫趙綰“坐請毋奏事太皇太后，及郎中令王臧皆下獄，自殺。丞相嬰，太尉蚡免”。《史記·儒林列傳》論其原因，曰：“太皇竇太后好老子言，不說儒術(shù)，得趙綰、王臧之過以讓上。上因廢明堂事，盡下趙綰、王臧吏。后皆自殺。”可見獨尊儒術(shù)的過程，也是需要用生命來作鋪墊的。
又《史記·儒林列傳》載，清河王太傅轅固生者，齊人，以治《詩》，在孝景帝時為博士，與黃生爭論景帝前。黃生是司馬談的老師，漢初有名的黃老學家。黃生說，“湯、武非受命，乃弒也”。轅固生說：“不然！夫桀、紂虐亂，天下之心皆歸湯、武。湯、武與天下之心而誅桀、紂。紂之民不為之使而歸湯、武。湯、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為何？”黃生說：“冠雖敝，必加于首；履雖新，必關(guān)于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紂雖失道，然君上也；湯、武雖圣，臣下也。失主有失行，臣下不能正言匡過以尊天子，反因過而誅之，代立踐南面。非弒而何也？”轅固生說：“必若所立，是高帝代秦即天子位，非邪？”于是景帝說：“食肉不食馬肝，不為不知味。言學者無言湯、武受命，不為愚。”此后學者不再“敢明受命放殺者”。黃生欲攻擊儒學，抓住儒家津津樂道的湯武革命的典故，而欲說明儒學之弒上，轅固生欲維護圣人革命的合法性，甚至以劉邦代秦為比，其態(tài)度之決絕，于此可窺一斑。
又《史記·儒林列傳》載，竇太后好老子書，召轅固生問老子書，轅固生說：“此是家人言耳！”意即家人相與清靜無為，不能致用，所謂老生常談。竇太后大怒，曰：“安得司空城旦乎！”司空是主管刑徒之官，城旦是漢一種刑名。黃老學者認為儒家學說支離破碎，如法律條文，竇太后之意是說道家難道比不上儒家的那些支離破碎的法律條文嗎？因此命轅固生入圈殺豬。景帝了解太后發(fā)怒，但轅固生直言無罪，于是給轅固生利刃，下圈殺豬，正中豬心，豬應手而倒，太后才放過了轅固生。
又《史記·汲鄭列傳》載，汲黯、鄭當時好任俠，又好黃老之言，“治官理民，好清靜，擇丞史而任之”，“治務在無為而已，弘大體，不拘文法”，武帝招文學儒者，汲黯頗不以為意，曰：“陛下內(nèi)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汲黯雖為批評武帝而言，然其不欲儒家之治，也昭然若揭。汲黯是漢初有名的直諫大臣，好學，可以說是文士，但其有戰(zhàn)國游俠之風，不好儒家的彬彬有禮，確實具代表性。
二、 董仲舒君權(quán)神授學說限制君權(quán)的本意
董仲舒，廣川（今河北省）人。少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漢書·董仲舒?zhèn)鳌份d董仲舒“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授業(yè)，或莫見其面。蓋三年不窺園，其精如此。進退容止，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董仲舒是漢代今文經(jīng)學的大宗師。
據(jù)《漢書·孝武本紀》曰，孝武后期帝即位，即詔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諸侯相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而《漢書·董仲舒?zhèn)鳌吩唬偈嬉再t良對策，先后三次，號稱“天人三策”，認為“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道者，所由適于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危亡，然而政亂國危者甚眾，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由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仆滅也”。強調(diào)天人感應，強調(diào)通過仁義以達治道對國家存亡的重要性。
董仲舒建立其理論的基礎(chǔ)是《春秋》大義及孔子言論。在天人三策之中，董仲舒屢言《春秋》，曰：“臣謹案《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或畏也”，“臣謹案《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于正”，“臣謹案《春秋》謂一元之意，一者萬物之所以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謂一為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故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正四方，遠近莫敢不壹于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質(zhì)諸人情，參之于古，考之于今。故《春秋》之所譏，災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惡，怪異之所施也”，“古者修教訓為官，務以德善化民，民已大化之后，天下常亡一人之獄矣。今廢而不修，亡以化民，民以古棄行誼而死財利，是以犯法而罪多，一歲之獄以萬千數(shù)。以此見古之不可不用也，故《春秋》變古則譏之”，“《春秋》大一統(tǒng)者，天地之常經(jīng)，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tǒng)；法制數(shù)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侯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shù)者，皆絕其道，勿使并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后統(tǒng)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董仲舒引述《詩》、《書》及孔子之言，也不勝枚舉。
綜合董仲舒對策意旨，核心是尊孔而復古，由尊孔復古引發(fā)大一統(tǒng)，即在思想上、政治上的統(tǒng)一，特別是提出罷黜百家，以“六藝”之學及孔子之術(shù)為術(shù)。董仲舒提出天人感應學說，可以看作是對孔子之術(shù)的新革命。董仲舒天人感應學說的落腳點，是認為圣上應以孔子所倡導的仁義政治保持德治傳統(tǒng)，以人民為父母，而不是以人民為敵，否則，必受上天懲戒。從此出發(fā)點建立其政治學說，就決定了他的這種學說的內(nèi)涵是進步的。
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而仁的意旨是愛人，欲人忠恕而已，即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具有此仁義之心，必然具有慈悲之行。董仲舒高舉孔子的旗識，正可以修補人民因法治之酷而帶來的創(chuàng)傷。孔子的最高理想是大道之行的天下為公，《禮記·禮運》所謂“大同”，大同不能實現(xiàn)，則退而求小康，小康以大人世及為禮，但尚信修睦，使民有常，是通往大同的必由之路。大同、小康的共同特點，都是有一個統(tǒng)一的秩序，政出自首長，而非政出多門，因此，人民才不至于左右維谷，無所適從。《春秋》大義，在于尊王攘夷，貶天子，退諸侯，維護禮制秩序，也就是維護周天子的一統(tǒng)天下。天下的統(tǒng)一，是人民安居樂業(yè)的前提。從此意義出發(fā)，董仲舒從《春秋》中總結(jié)出大一統(tǒng)的主題，卻并非牽強附會。
孔子思想代表了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精華，其仁義慈悲的胸懷，必然為一切善良的人所擁戴。隨著漢王朝統(tǒng)治的鞏固，社會的秩序逐漸恢復常態(tài)，人們的善良愿望漸趨旺盛，這就是儒學在漢武帝時必然復興的原因。
《漢書·董仲舒?zhèn)鳌份d，董仲舒受詔，“對既畢，天子以仲舒為江都相，事易王”。據(jù)《漢書·景十三王傳》，江都易王非，程姬所生，“有材氣”，“以軍功賜天子旗”，“好氣力，治宮館，招四方豪桀，驕奢甚”。及董仲舒為江都相，《漢書·董仲舒?zhèn)鳌份d，“易王，帝兄，素驕，好勇。仲舒以禮誼匡正，王敬重焉”。齊王非問董仲舒說：“越王勾踐與大夫泄庸、種蠡謀伐吳，遂滅之。孔子稱殷有三仁，寡人決疑于君。”董仲舒回答說：“臣愚不足以奉大對。聞昔者魯君問柳下惠：‘吾欲伐齊，何如？’柳下惠曰：‘不可。’歸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為至于我哉！’徒見問耳，且猶羞之。況設詐以虖？由此言之，粵本無一仁。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伯，為其先詐力而后仁誼也。茍為詐而已。故不足稱于大君子之門也。五伯比于他諸侯為賢，其比三王，猶武夫之與美玉也。”從這一段話中，我們?nèi)匀豢梢钥闯龆偈娌粌H在理論上尊孔，而且在政治實踐和對歷史人物的評價上，也是推崇古圣賢言論，以仁義為衡量是非的標準。與楚漢戰(zhàn)爭時的實用主義心態(tài)有很大區(qū)別。也就是說，董仲舒更強調(diào)原則性，而不注重實用性。這種思想傾向，適應了漢王朝漸趨穩(wěn)定，社會逐步走上秩序化道路的形勢需要。
《漢書·董仲舒?zhèn)鳌氛f，“仲舒治國，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春秋繁露》之《郊語》曰：“天者，百神之大君也。事天不備，雖百神猶無益也。何以言其然也？祭而地神者，《春秋》譏之。孔子曰：‘獲罪于天，無所禱也。’是其法也。”董仲舒敬天，認為天有意志，《陰陽義》曰：“天亦有喜怒之氣、哀樂之心，與人相副。以類合之，天人一也。春，喜氣也，故生；秋，怒氣也，故殺；夏，樂氣也，故養(yǎng)；冬哀氣也，故藏。四者天人同有之。”因此，董仲舒認為，“有其理而一用之，與天同用之，使喜怒之氣當義而出，如寒暑之必當其時乃發(fā)也”。《順命》云：“父者子之天也，天者父之天也。無天而生，未之有也。天者萬物之祖。萬物無天不生。獨陰不生，獨陽不生，陰陽與天地能，然后生。”又曰：“天子受命于天，諸侯受命于天子；子受命于父，臣妾受命于君，妻受命于夫。諸所受命者，其尊皆天也。雖謂受命于天亦可。天子不能奉天之命，則廢而稱公。”《玉杯》曰：“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之大義也。”董仲舒以陰陰災異之行，推導出社會秩序，強調(diào)天命的重要性，災異作為天命的表現(xiàn)形式，是檢驗天命實施情況的試金石。《必仁且知》曰：“天地之物有不常之變者，謂之異；小者謂之災。災常先至，而異乃隨之。災者天之譴也，異者天之威也。譴之而不知，乃畏之以威。”董仲舒認為，災異的產(chǎn)生雖表明天有不滿，但并不表明天欲改朝換代，而是欲救之也。所以，《必仁且知》曰：“國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災害以譴告之；譴告之而不知變，乃見怪異以驚駭之；驚駭之尚不知畏恐，其殃咎乃至。以此見天意之仁而不欲陷入也。”
董仲舒發(fā)明心得，提出君權(quán)神授之主張，《春秋繁露·順命》曰：“德侔天地者，皇天右而子之，號稱天子。”即強調(diào)天子以其德行受天庇護，同時，又總結(jié)出災異之變實欲以此神秘主義理論，督導君主之向善，在君主的世俗權(quán)力上，尋到了一個既抽象又具體的“神”。不過，即使是董仲舒的學生，也未必認為其師之學說有何可取。《漢書·董仲舒?zhèn)鳌氛f：“先是遼東高廟、長陵高園殿災，仲舒居家推說其意，未上，主父偃侯仲舒，私見，嫉之，竊其書而奏焉。上召視諸儒，仲尼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為大愚。于是下仲舒吏，當死，詔赦之。仲舒遂不敢復言災異。”
董仲舒為人廉直，在當世有口碑，因與公弘不睦，出為膠西王相。膠西王劉端與江都易王劉非都出自程姬，為漢武帝之兄長。《漢書·景十三王傳》說劉端“為人賊戾”，“相二千石至者，奉漢法以治，端輒求其罪告之，亡罪者詐藥殺之。所以設詐究變，強足以距諫，知瞳以飾非。相二千石從王治，則漢繩以法。故膠西小國，而所殺傷二千石甚眾”。公孫弘心嫉董仲舒，遂對漢武帝說，“獨董仲舒可使相膠西王”，目的是為了置董仲舒于死地。據(jù)《漢書·董仲舒?zhèn)鳌份d，“膠西王聞董仲舒大儒，善待之，仲舒恐久獲罪，病免。凡相兩國，輒使驕王，正身以率下，數(shù)上疏諫爭，教令國中，所居而治”。連膠西王、江都易王這樣的驕王，也不得不善待董仲舒，足見董仲舒人格力量的博大。
《漢書·五行志》云：“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陰陽，為儒者宗。”作為儒學大師，董仲舒著述豐富，《漢書·董仲舒?zhèn)鳌氛f“仲舒所著，皆明經(jīng)術(shù)之意，及上疏條都，凡百二十三篇。而說《春秋》事得失，《聞舉》、《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屬，復數(shù)十篇，皆傳于后世”。董仲舒好學，“及去位歸居，終不問家產(chǎn)業(yè)，以修學著書為事”。董仲舒以其豐富學說，優(yōu)良人格贏得了尊敬，“促舒在家，朝廷如有大議，使使者及廷尉張湯就其家而問之，其對皆有明法”。又曰：“及仲舒對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仲舒發(fā)之。”董仲舒的尊孔主張，帶來了儒學的復興，并直接導致了儒學獨尊地位的建立。
三、儒學獨尊與公孫弘及兒寬的操守
儒學獨尊地位的確立，對西漢政治的影響是極其深遠的。趙翼《二十二史札記》卷二所舉“漢時以經(jīng)義斷事”可以作為證明，趙翼說：
漢初法制未備，每有大事，朝臣得援經(jīng)義折衷是非。如張湯為廷尉，每決大獄，欲傅古義，乃請博士弟子治《尚收》、《春秋》者，補廷尉史，亭疑奏讞；兒寬為廷尉掾，以古義決疑獄，奏輒報可；張敞為京兆尹，每朝廷大議，敝引古今處便宜，公卿皆服是也。今見于各傳者：宣帝時，有一男子闕，自稱衛(wèi)太了，舉朝莫敢發(fā)言，京兆雋不疑至即令縛之。或以為是非未可知，不疑曰：“昔蒯聵違命出奔，輒拒而不納，《春秋》是之。衛(wèi)太子得罪先帝，已為罪人矣。”帝及霍光聞之曰：“公卿當用經(jīng)術(shù)明大義者。”匈奴大亂，議者遂欲舉兵滅之。蕭望之曰：“《春秋》，士匄侵齊，聞齊侯卒，引師還，君子善其不伐喪。今宜遣使吊問，則四夷聞之，咸服中國之仁義。”宣帝從之，呼韓邪單于遂內(nèi)屬。朱博、趙玄、傅晏奏，何武、傅喜雖已罷退，仍宜革爵。彭宣劾奏，博、玄、晏等欲禁錮大臣，以專國權(quán)。詔下公卿議。龔勝引叔孫僑如欲專國，譖季孫行父于晉，晉人執(zhí)囚行父《春秋》重而書之。今傅晏等職為亂階，宜治其罪。哀帝乃削晏封戶，坐玄罪。哀帝寵董賢，以武庫兵帝其第，毋將隆曰：“《春秋》之誼，家不藏甲，所以抑臣威也。孔子曰：‘奚取于三家之堂。’臣請收還武庫。”賈捐之與楊興迎合石顯，上書薦是，為顯所惡，下獄定讞，引《書》“讒說殄行”，《王制》“順非而澤”，請論如法。捐之遂棄市，興減死一等。此皆無成例可援，而引經(jīng)義以斷事者也。援引古義，固不免于附會，后世有一事即有一有一例，自亦無庸援古證今第條例過多，竟成一吏胥之天下，而經(jīng)義盡為虛高耳。
五經(jīng)在漢代的傳播，依賴儒生們的努力，而五經(jīng)傳播的過程，正體現(xiàn)了儒學的發(fā)展。而大量士子投身五經(jīng)的學習，既反映了儒學獨尊地位的確立，也反映了漢代宗經(jīng)尊孔的精神已深入到文人心態(tài)之中，成為文人生活的基本組成部分。而傳承五經(jīng)之人，率皆從政的儒生。
漢武帝之后，儒學獨尊伴隨著儒生獨尊，儒生從黃老之學的壓抑中解脫出來，隨著公孫弘由博士而宰相，開辟了儒生入仕的新時代。
儒生入仕，并進而執(zhí)掌國柄，是一場政治革命。在儒生入仕之前，以武人執(zhí)政，功臣執(zhí)政，其弊端層出不窮。武人的愚昧野蠻，功臣的驕橫跋扈自私，都可能導致政治的黑暗滑稽，而儒生深受圣人教誨，即使其本人行為有妨，但口所言，心所惟，總不能脫離仁義禮智，能近取譬，推已諒人，而具有惻隱、忍讓、是非、恭敬諸胸懷，這是文人政府與軍人政府的區(qū)別。可以說，儒生的大量入仕，大大地提高了政治的清明程度和文明程度。
儒學的獨尊，儒生的獨尊，使學習五經(jīng)成為一種社會大趨勢。而學習儒經(jīng)，首先需要師承，漢代雖有私人轉(zhuǎn)相授受，而拜經(jīng)學博士為師，則成為最受重視的方法，因為在漢代，幾乎所有的著名經(jīng)學家，都被天子網(wǎng)羅在京師，并加上博士的帽子。而儒生們或為博士，或為博士弟子，甚至在太學郡國學，也等于踏入了仕宦的門檻。以治五經(jīng)而至大官，在漢武帝后，層出不窮。武帝以后，即使某些皇帝，可能并不見得喜歡儒生，但也不得不任用儒生，因為對儒生的器重，已是一個時代人心之所向。
自武帝之后，一方面，儒生可以通過博士之官，廣招門生，另一方面，儒生們在明習經(jīng)典后，踏上仕途，出將入相，取功名易如反掌，而皇帝及太子諸侯王、公卿士大夫也好學儒術(shù)，這又反過來鼓勵儒生數(shù)量的擴張。儒生幾乎占據(jù)了西漢盛世的政治舞臺，由于他們讀圣賢書，因而重視名節(jié)，廉潔自守，聲援正義，西漢的政治便能步上儒家的仁政軌道。趙翼《廿二史札記》肯定漢代君主雖有庸主，而無暴君，正是儒學精神對漢代君主的影響。《漢書·魏相丙吉傳》贊曰：
近觀漢相，高祖開基，蕭、曹為冠。孝宣中興，丙、魏有聲。是時黜陟有序，眾職修理，公卿多稱其位，海內(nèi)興于禮讓。覽其行事，豈虛乎哉！
又《漢書·匡張孔馬傳》贊曰：
自孝武興學，公孫弘以儒相，其后蔡義、韋賢、玄成、匡衡、張禹、翟方進、孔光、平當、羅宮及當子晏，咸以儒宗居宰相位，服儒衣冠，傳先王語，其醞藉可也。然皆持祿保位，被阿諛之譏。彼以古人之跡見繩。烏能勝其任乎？
雖說漢諸丞相生當盛世，勸諫不如古人，但其儒學之高明，甚至作為一家之宗師的學養(yǎng)，對他們正確理解孔子“大同”及“忠恕”的本意，無疑深有幫助。
漢代儒生中，以位次之高，首推公孫弘。公孫弘，菑川薛人。少時為獄吏，有罪，免。家貧，牧豬海上。年四十余，始學《春秋》雜說。據(jù)《漢書·公孫弘卜式兒寬傳》載，武帝初即位，公孫弘以六十高齡，以賢良而被征為博士，使匈奴，還報，不合上意，武帝怒，以為無能，公孫弘遂以病免。元光五年，再征賢良文學，菑川人舉薦，公孫弘推辭不就，菑川人不許，公孫弘遂至太常，漢武帝問曰：“天人之道，何所未始？吉兇之效，安所期焉？禹湯水旱，劂咎何由？仁義禮智四者之宜，當安設施？屬統(tǒng)垂業(yè)，物鬼變化，天命之符，廢興何如？天文地理人事之紀，子大夫習焉。其悉意正義，詳具其對，著之于篇，朕將親覽焉，靡有所隱。”公孫弘對武帝策曰：
臣聞上古堯禹之時，不貴爵賞而民勸善，不重刑罰而民不犯，躬率以正而遇民信也；末世貴爵厚賞而民不勸，深刑重罰而奸不止，其上不正，遇民不信也。夫厚賞重刑未足以勸善而禁非，必信而已矣。是故因能任官，則分職治；去無用之言，則事情得；不作無用之器，即賦斂省；不奪民時，不妨民力，則百姓富；有德者進，無德者退，則朝廷尊；有功者上，無功者下，則群臣逡；罰當罪，則奸邪止；賞當賢，則臣下功。凡此八者，治之本也。故民者，業(yè)之即不爭，理當則不怨，有禮則不暴，受之則親上，此有天下之急者也。故法不遠義，則民服而不離；和不遠禮，則民親而不暴。故法之所罰，義之所去也；和之所賞，禮之所取也。禮義者，民之所服也，而賞罰順之，則民不犯禁矣。古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者，此道素行也。
臣聞之，氣同則聲，聲比則應。今人主和德于上，百姓和合于下，故心和則氣和，氣合則形和，形和則聲和，聲和則天地之和應矣。故陰陽和，風雨時，甘露降，五谷登，六畜蕃，嘉禾興，朱草生，山不童，澤不涸，此和之至也。故形和則無疾，無疾則不夭，故父不喪子，子不哭弟。德配天地，明并日月，則麟鳳至，龜龍在郊，河出圖，洛出書，遠方之君莫不說義，奉幣而來朝，此和之極也。
臣聞之，仁者愛也，義者宜也，禮者所履也，智者術(shù)之原也。致利除害，兼愛無私，謂之仁；明是非，立可否，謂之義；進退有度，尊卑有分，謂之禮；擅殺生之柄，通壅塞之涂，權(quán)輕重之數(shù)，論得失之道，使遠近情偽必見于上，謂之術(shù)。凡此四者，治之本，道之用也，皆當設施，不可廢也。得其要，則天下安樂，法設而不用；不得其術(shù)，則主蔽于上，官亂于下。此事之情，屬統(tǒng)垂業(yè)之本也。
臣聞堯遭鴻水，使禹治之，未聞禹之有水也。若湯之旱，則桀之余烈也。桀紂行惡，受天下罰；禹湯積德，以王天下。因此觀之，天德無私親，順之和起，逆之害生。此天文地理人事之紀。……
當時對策之人有百余，太常以公孫弘居下，而漢武帝擢為第一，“召入見，容貌甚麗，拜為博士，待詔金馬門”。檢公孫弘之對策，其核心在于順乎民心，和于陰陽，仁義禮智，這正是自孔子以來儒家思想的基本內(nèi)核。公孫弘欲以此治國，其欲改變自秦以來的異端，昭然若揭。
公孫弘在行為處事原則上，也極有特色，《漢書·公孫弘卜式兒寬傳》載，“每朝會議，開陳其端，使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庭爭”，“于是上察其行慎厚，辯論有余，習文法吏事，緣飾以儒術(shù)，上說之，一歲中至左內(nèi)史”。公孫弘與汲黯同時，《漢書·張馮汲鄭傳》說汲黯好黃老言，“為人性倨，少禮，面折，不能容人之過。合已者善待之，不合者弗能忍見，士亦以此不附焉。然好游俠，任氣節(jié)，行修潔。其諫，犯主之顏色”，與公孫弘之愛好和行為處世原則正相反，然兩人也有合作。《漢書·公孫弘卜式兒寬傳》說：“弘奏事，有所不可，不肯庭辯。常與主爵都尉汲黯請間，黯先發(fā)之，弘推其后，上常說，所言皆聽，以此日益親貴”；又“嘗與公卿約議，至上前，皆背其約以順上指”，而汲黯不滿，當庭詰問公孫弘曰：“齊人多詐而無情，始為與臣等建此議，今皆背之，不忠。”武帝以問公孫弘，公孫弘回答說：“夫知臣者以臣為忠，不知臣者以臣為不忠。”案孔子雖強調(diào)信的重要性，《論語·為政》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但是，《論語·子路》曰：“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如果一定要把“信”看作是超越仁義禮智的存在，那就大錯特錯了。一旦信違背了仁義禮智，就應該拋棄信，所以，《孟子·離婁下》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漢書·公孫弘卜式兒寬傳》說公孫弘“為人談笑多聞，常稱以為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儉節(jié)。養(yǎng)后母孝謹，后母卒，服喪三年”。及為御史大夫，數(shù)諫武帝東置蒼海，北筑朔方郡，“以為罷弊中國以奉無用之地，愿罷之”，則說明公孫弘并非一味阿諛主上，也具有諷諫之勇氣，只是更注意守護禮義，維護帝王的尊嚴而已。
公孫弘在當世，被認為是沽名釣譽之人，《漢書·公孫弘卜式兒寬傳》載，汲黯曰：“弘位在三公，奉祿甚多，然為布被，此詐也。”武帝問公孫弘，公孫弘說：“有之。夫九卿與臣善者無過黯，然今日庭詰弘，誠中弘之病。夫以三公為布被，誠飾詐欲以釣名。”公孫弘對自己欲通過行為自律以謀求名譽的心態(tài)供認不諱。公孫弘于元朔中為宰相，封平津侯，“于是起客館，開東閣以延賢人，與參謀議。弘身食一肉，脫粟飯，故人賓客仰衣食，奉祿皆以給之，家無所余”，此雖有沽名釣譽之嫌，但不忘故舊，好賢之優(yōu)點，也不能一筆抹殺。
重視名譽，本來是自孔子以來儒生們所樹立的傳統(tǒng)，但公孫弘的重視名譽，卻被人視為沽名釣譽，受人責難，其原因大概在于性忌，“其性意忌，外寬內(nèi)深。諸常與弘有隙，無近遠，雖陽與善，后竟報其過。殺主父偃，徙董仲舒膠西，皆弘力也”。讓人感覺到他的節(jié)儉愛才都有虛偽的成分。就這個意義上來說，公孫弘對孔孟之旨并未能深刻領(lǐng)會，并貫徹到行動之中。
《漢書·公孫弘卜式兒寬傳贊》曰：
公孫弘、卜式、兒寬皆以鴻漸之翼因于燕爵，遠跡羊豕之間，非遇其時，焉能致此位乎？是時，漢興六十余載，海內(nèi)艾安，府庫充實，而四夷未賓，制度多闕。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輪迎枚生，見主父而嘆息。群士慕向，異人并出。卜式拔于芻牧，弘羊擢于賈豎，衛(wèi)青奮于女仆，日磾出于降虜，斯亦曩時版筑牛之朋。漢之得人，于茲為盛，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兒寬，篤行則石建、石慶，質(zhì)直則汲黯、卜式，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定令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皋，應對則嚴助、朱買臣，歷數(shù)則唐都、洛下閎，協(xié)律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弘羊，奉使則張騫、蘇武，將率則衛(wèi)青、霍去病，受遺則霍光、金日磾，其余不可勝紀。是以興造功業(yè)，制度遺文，后世莫及。孝宣承統(tǒng)，纂修洪業(yè)，亦講論六藝，招選茂異，而蕭望之、梁丘賀、夏侯勝、韋玄成、嚴彭祖、尹更始以儒術(shù)進，劉向、王褒以文章顯，將相則張安世、趙充國、魏相、丙吉、于定國、杜延年，治民則黃霸、王成、龔遂、鄭弘、召信臣、韓延壽、尹翁歸、趙廣漢、嚴延年、張敞之屬，皆有功跡見述于世。參其名臣，亦其次也。
漢至武帝，經(jīng)濟繁榮，又兼武帝不拘一格任用人才，人才之盛，后代難出其右，而到孝宣皇帝，以儒學任用賢才，也不輸于武帝。《漢書·五行志》載，昭帝時，泰山有大石自立，上林苑中大柳樹斷撲地，一朝起立，生枝葉，有蟲食其葉，成文字，曰：“公孫病已立”，又昌邑國社有枯樹復生枝葉，儒生眭孟因此認為木陰類，下民象，當有故廢之家公孫氏從民間受命為天子，霍光認為此乃妖言惑眾，殺了眭孟。后宣帝即位，一方面喜游俠，斗雞走馬，另一方面高材好學，受《詩》于東海澓中翁，學《詩》、《論語》、《孝經(jīng)》，慈仁愛人，及即位，崇尚法治，用刑深刻，其子元帝頗有不解，《漢書·宣帝紀》載宣帝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nèi)蔚陆蹋弥苷酰俊庇终J為儒生“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實，不足所守，何足委任”，但他卻為儒生眭孟平反，認為眭孟所言公孫氏，正指自己，因為宣帝為故皇太子之孫，被迫流落民間，而災異之說，正為自己的樹立提供了理論依據(jù)。所以，自宣帝始，今文經(jīng)學家憑借著陰陽災異的威力，而平步青云。至劉歆之后，古文經(jīng)學家也開辟了廣闊的政治前程。
兒寬，漢千郡千乘縣人，治《尚書》，事歐陽生，以郡國選詣博士，受業(yè)孔安國。貧無資用，嘗為弟子都養(yǎng)。時行賃作，帶經(jīng)而鉏，休息輒讀誦。以射策為掌故，功次補廷尉文學卒吏。為人溫良，有廉知自將，善屬文，然懦于武，口弗能發(fā)明也，被張湯派至北地視畜數(shù)年。后為張湯引為奏讞掾，以古法義決疑獄。張湯為御史大夫，兒寬為侍御史，為武帝講經(jīng)學，武帝非常喜歡，從問《尚書》一篇。擢為中大夫，遷左內(nèi)史。兒寬治民，勸農(nóng)業(yè)，理獄訟，卑體下士，務在于得人心；擇用仁厚士，推情與下，不求名聲，吏民大信愛之。又奏開六輔渠，定水令以廣溉田，不多收租稅。武帝時司馬相如遺書奏言武帝封禪，兒寬對曰：“陛下躬發(fā)圣德，統(tǒng)楫群元，宗祀天地，薦禮百神，精神所向，征兆必報。天地并應，符瑞昭明。其封泰山。禪梁父，昭姓考瑞，帝王之盛節(jié)也。然享薦之義，不著于經(jīng)……”武帝遂自制儀，采儒術(shù)以文焉。即封禪，拜兒寬為御史大夫，從東封泰山。
公孫弘和兒寬皆以儒生，侍武帝之世，位列三公，而兒寬之行為舉止更有儒者仁義之風，其尊敬圣人之心態(tài)比之公孫弘，應屬更見徹底。 寬在位九年，以稱意任職，故久無有所匡諫于上，以官卒。
在兒寬出任御史大夫之際，儒生褚大，時任梁相，通五經(jīng)，兒寬為博士弟子，褚大為博士。御史大夫缺，征褚大，褚大自以為要出任御史大夫。到洛陽后，聽說兒寬任御史大夫，褚大認為兒寬才學不及，故大笑。及見兒寬，與論封禪事，自以為不及，曰：“上誠知人。”此事也反映了儒生們尊敬賢才的優(yōu)良品質(zhì)。
四、西漢儒生大官的道德操守舉隅
以儒生而至大臣，前已舉公孫弘、兒寬為例，他們的時代在漢武之世。嗣后，儒生做大官，已成時代大勢。《漢書·武五子傳》載，戾太子劉據(jù)七歲時立為皇太子，詔受《公羊春秋》及《榖梁傳》。燕刺王劉旦“博學經(jīng)書雜說”，其原因在皇帝重視經(jīng)學。有皇帝之重視，并讓子弟從師誦習，儒生做大官，也就順理成章了。
《漢書·公孫劉田王楊蔡陳鄭傳》載，司馬遷的外孫楊惲讀外祖《太史公書》，治《春秋》，好交英俊諸儒，名顯朝廷，其父楊敞為丞相，安平侯，而楊惲也封平通侯，后宮諸吏光祿勛，“輕財好義”，“廉潔無私，郎官稱公平”。及免官，廣治產(chǎn)業(yè)，其“伐其行治，又性刻苦，好發(fā)人陰伏，同位有忤已者，必欲害之，以其能高人”，則與公孫弘有相同之毛病。蔡義，河內(nèi)溫人，以明經(jīng)通《韓詩》，為光祿大夫、給事中，進授昭帝，后官少府，遷御史大夫，丞相，封陽平侯，其任丞相時已八十余，“短小無須眉，貌似老嫗，步和府僂，常兩吏扶夾乃能行”，時人以大將軍霍光秉政，“置宰相不選賢，茍用可顓制者”，此諸位可謂儒生中利用仁義之人。
但是，對于大部分儒生大官來說，雖不免有缺點，但忠直廉儉仁義總是具備的。
《漢書·楊胡朱梅云傳》載，朱云、字游，魯人，徙平陵。少時通輕俠，借客報仇，長八尺余，容貌甚壯，以勇力聞。至四十歲，變節(jié)從博士白子友受《易》，又從蕭望之受《論語》，“好倜儻大節(jié)，當世以是高之”，后以說《易》博士。因反對石顯，與御史中丞陳咸下獄，成帝時，指“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以批評帝師安昌侯張禹丞相，幾乎被殺，后因“旌直臣”的需要，而不受刑。梅福字子真，九江壽春人，明《尚書》、《榖梁春秋》，為郡文學，南昌尉，后去官。成帝時大將軍王鳳“專勢擅朝，而京兆尹王章素忠直，譏刺鳳，為鳳所誅。王氏浸盛，災異數(shù)見，群下莫敢正言”，于是上書，認為成帝“不納天下之言，又加戮矣……自陽朔以來，天下以言為諱，朝廷尤甚，群眾皆承上指，莫有執(zhí)正”。又建議封孔子之后以為殷后。后以居家“讀書養(yǎng)性為事”。云敞字幼孺，平陵人，通《尚書》。其師吳章與王莽子王宇謀以鬼神事懼莽，事發(fā)，王宇、吳章被殺，云敞自劾為吳章弟子，去大司徒掾職，收抱章尸歸，棺斂葬之。車騎將軍五舜高其志節(jié)，表奏以為掾，薦為中郎諫大夫。
《漢書·雋疏于薛平彭傳》載，雋不疑，字曼倩，渤海人。治《春秋》，為郡文學，“進退必以禮”，名聞州郡，出為青州刺史、京兆尹，“京師吏民敬其威信，每行縣錄囚徒還，其母輒問不疑有所平反，活幾何人？即不疑多有所平反，母喜笑，為飲食語言異于他時；或亡所出，母怒，為之不食。故不疑為吏，嚴而不殘”。大將軍霍光欲以女妻之，不肯。疏廣，字仲翁，東海蘭陵人，“少好學”，明《春秋》。宣帝時，為太子太傅，教太子《論語》、《孝經(jīng)》，其兄子疏受，字公子，為少傅。疏受“好禮恭敬，敏而有辭”，“辭禮閑雅”。后二人俱辭官，人稱“賢哉二大夫”，“或嘆息為之下泣”。歸家，疏廣不治田產(chǎn)，欲“令子孫勤力其中”，不教子孫怠惰，以財產(chǎn)與鄉(xiāng)黨宗族飲酒。于定國，字曼倩，東海郯人，為獄吏，后官御史中丞。昭帝崩，昌邑王即位，行淫亂，于定國上書諫，宣帝立，為光祿大夫，平尚書事，遷水衡都尉、廷尉。于是迎師學《春秋》，“身執(zhí)經(jīng)，北面?zhèn)涞茏佣Y。為人謙恭，尤重經(jīng)術(shù)士，雖卑賤徒步往過，定國皆與鈞禮，恩敬甚備，學士咸稱焉。其決疑平法，務在哀鰥寡，罪疑從輕，加審慎之心”，任廷尉十八年，遷御史大夫，代黃霸為丞相，封西平侯。薛廣德，字長卿，沛郡相人，以《魯詩》教授，受蕭望之薦，為博士，論石渠，遷諫大夫，長信少府，御史大夫，“為人溫雅有醞藉，及為三公，直言諫爭”。關(guān)心民生，勸阻天下“撞亡秦之鐘，聽鄭衛(wèi)之樂”，應“思與百姓同憂樂”，與與于定國及大司馬車騎將軍史高同時辭職歸鄉(xiāng)。平當，字子思，下邑人，徙平陵，“察廉”，以明經(jīng)為博士，“議論通明”，哀帝時，由光祿勛至御史大夫，再至丞相，賜爵關(guān)內(nèi)侯，自以“負素餐之責”，不受。其子平晏以明經(jīng)歷位大司徒，封防鄉(xiāng)侯。彭宣，字子佩，淮陽陽夏人，治《易》，事張禹，舉為博士，遷東平太傅、右扶風、廷尉，出為太原太守，“明經(jīng)有威重”，后任大司農(nóng)、光祿勛、右將軍，大司空，封長平侯。王莽專權(quán)，上印綬辭職。
《漢書·王貢兩龔鮑傳》載，王吉，字子陽，瑯邪皋虞人，“少好學明經(jīng)”，曾官云陽令，昌邑中尉，諫昌邑王“好游獵，驅(qū)馳國中，動作亡節(jié)”。為官“輒諫爭，甚得輔弼之義，雖不治民，國中莫不敬重焉”。昌邑王敗，與龔遂，“以忠直數(shù)諫正得減死”，后官益州刺史、博士、諫大夫，諷諫必以儒道，所以班固說：“若不吉、貢禹、兩龔之屬，皆以禮讓進退云。”少時東家有棗樹垂于王吉庭中，王吉妻子以棗啖王吉，王吉食后知棗乃東家之樹，“去歸”，東家聞而欲伐樹，鄰里共阻止，其妻方才未被休。王吉通五經(jīng)，其子王駿從受騶氏《春秋》、《詩》、《論》及梁丘賀《易》，官幽州刺史、司隸校尉、少府、京兆尹、御史大夫，“孝廉”，“經(jīng)明行修”，妻死，以“德曾參，子非華、元，亦何敢娶”。王駿子王崇，以父任為郎、刺史、郡守，“治有能名”，為御史大夫。王莽時為大司空，封扶貧侯，后辭職。班固云：“自吉至崇，世名清廉。”貢禹，字少翁，瑯邪人，“以明經(jīng)潔行著聞”，為博士、涼州刺史。皇帝時為諫大夫，上書請?zhí)熳印吧畈旃诺溃瑥钠鋬€者”，遷為光祿大夫，辭職，宣帝曰：“朕以生有伯夷之廉，史魚之直，守經(jīng)據(jù)古，不阿當世，孳孳于民，欲之所寡”，不許，遷長信少府、御史大夫，“數(shù)言得失，書十數(shù)上”，減賦稅，寬徭役，令官員之家不得“私販賣，與民爭利，犯者輒免官削爵，不得仕宦”。龔勝，字君賓，龔舍，字君倩，皆楚人，“二人相友，并著名節(jié)”，“少皆好學明經(jīng)”。龔勝為諫大夫，數(shù)上書，“言百姓貧，盜賊多，吏不良，風俗薄，災異數(shù)見，不可不憂。制度泰奢，刑罰泰深，賦斂泰重，宜以儉約先下”，后為光祿大夫給事中，劾董賢亂制度等，以清廉正直稱。龔舍數(shù)不應召，后拜光祿大夫，仍不為官，通五經(jīng)，以《魯詩》教授。鮑宣字子都，渤海高城人。“好學明經(jīng)”，為諫大夫，豫州牧。“宣每居位，常上書諫爭，其言少文而多實”。后諫帝用丁、傅子弟及董賢，“上以宣名儒，優(yōu)容之”，后用鮑宣之言，宣擢為司隸，王莽時系獄自殺。班固又云：“自成帝至王莽時，清名之士，瑯邪又有紀逡王思，齊則薛方子容，太原則郇越臣仲，郇相稚賓，沛郡則唐林子高、唐尊伯高，皆以明經(jīng)飭行顯名于世。”
《漢書·韋賢傳》載，韋賢，字長儒，魯國鄒人。賢為人質(zhì)樸少欲，篤志于學，兼通《禮》、《尚書》，以《詩》教授，號稱“鄒魯大儒”。歷任博士，給事中，授昭帝《詩》，遷光祿大夫詹事，大鴻臚。宣帝即位，爵關(guān)內(nèi)侯，長信少府，代蔡義為丞相，封扶陽侯。地節(jié)三年辭職，開辟了丞相退休之先例。其少子韋玄成又以“明經(jīng)”歷位至丞相，時人曰：“遺子黃金滿籯，不如一經(jīng)。”韋玄成字少翁，“少好學，修父業(yè)，尤謙遜下士。出遇知識步行，輒下從者，與載送之，以為常。其接人，貧賤者益加敬，由是名譽日廣”，后為諫大夫，大河都尉。及韋賢死，玄成之兄韋弘得罪，家人以玄成為嗣，玄成不欲，竟自佯狂。元帝即位，為少府，太子大傅，御史大夫，后代于定國為丞相。
《漢書·魏相丙吉傳》載，魏相，字弱翁，濟陰定陶人，徙平陵。少學《易》，舉賢良，后官茂陵令，河南太守，宣帝時為大司農(nóng)，御史大夫，后代韋賢為相，封高平侯。魏相“禁止奸邪，豪強畏服”，后劾霍光宗族罪惡，“宣帝始親萬機，厲精為治，練群臣，核名實，而相總領(lǐng)眾職，甚稱上意”。魏相“明《易經(jīng)》，有師法，好觀漢故事及便宜章奏，以為古今異制，方今務在奉行故事而已。數(shù)條漢興以來國家便宜行事，及賢臣賈誼、晁錯、董仲舒等所言，奏請施行之”，認為“時用之宜，惟民終始”。其“為人嚴毅”。丙吉，字少卿，魯國人，本為獄法小吏，“后學《詩》、《禮》，皆通大義”，歷官光祿大夫給事中，太子太傅，御史大夫，代魏相為丞相。“為人深厚，不伐善”，“及居相位，上寬大，好禮讓”，“于官屬掾吏，務掩過揚善”，“知大體”。
《漢書·眭兩夏侯京翼李傳》載，眭弘，字孟，魯國蕃人。少好俠，長乃變節(jié)，從嬴公受《春秋》，以“明經(jīng)”為議郎，至奉節(jié)令。昭帝時，上書請曰：“先師董仲舒有言，雖有繼體守文之君，不害圣人之受命。漢家堯后，有傳國之運。漢帝宜誰差天下，示索賢人，禪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如殷周二王后，以承順天命。”為霍光所殺。夏侯始昌，魯人，通明五經(jīng)，以《齊詩》、《尚書》教授。時董仲舒、韓嬰死，武帝甚重始昌，選以為少子昌邑王太傅。夏侯勝，字長公，少孤，“好學”，從始昌受《尚書》及《洪范五行傳》，說災異，征為博士，光祿大夫。宣帝立，為太后授《尚書》，任長信少府。后認為“武帝雖有攘四夷廣土斥境之功，然多殺士眾，竭民財力，奢泰亡度，天下虛耗，百姓流離，物故者半。蝗蟲大起，赤地數(shù)千里，或人民相食，畜積至今未復。亡德澤于民，不宜為立廟樂”，反對宣帝之詔，而丞相長史黃霸不舉劾，夏侯勝與黃霸系獄當死，霸欲從受經(jīng)，夏侯勝辭以罪死，黃霸曰朝聞道夕死可也，遂受夏侯勝之授，“系再更冬，講論不怠”。后遇大赦，夏侯勝為諫大夫給事中，黃霸為揚州刺史。夏侯勝“為人質(zhì)樸守正，簡易亡威儀”，認為“人臣之誼，宜直言正論，非茍阿意順指。議已出口，雖死不悔”，對其弟子云：“士病不明經(jīng)術(shù)；經(jīng)術(shù)茍明，其取青紫如俯拾地芥耳。學經(jīng)不明，不如歸耕。”夏侯勝后為太子太傅，及其死，太后賜錢二百萬，為之素服五日，“以報師傅之恩，儒者以為榮”。京房，字君明，本姓李，推律自定為應京氏，東郡頓丘人，治《易》，事梁人焦延壽，后以孝廉為郎，以災異說天子貶權(quán)臣石顯，曰：“中書令石顯，尚書令五鹿君相與合同，巧佞之人也。”后京房外放，石顯以京房“非謗政治，歸惡天子，詿誤諸侯王”，被殺，時年四十一歲。翼奉，字少君，東海下邳人，治《齊詩》，與蕭望之、匡衡同師，歷官中郎、博士、諫大夫，上書言事，多勸諫，認為“宮室苑囿，奢泰難供，以故民困國虛，亡累年之畜”。李尋，字子平，平陵人，治《尚書》，善說災異，哀帝時為黃門郎，騎都尉。成帝時甘忠可奏言“漢家逢天地之在終，當更受命于天”，李尋復以此說哀帝，哀帝遂改號陳圣劉右平皇帝，以建平二年為太初元年。后因無應驗，被哀帝斥為“不合時宜”，與解光減死一等，徙敦煌。
《漢書·趙尹韓張兩王傳》曰，韓延壽，字長公，燕人，徙杜陵，少為郡文學，因父有氣節(jié)，擢為諫大夫、淮陽太守，“上禮義，好古教化，所至必聘其賢士，以禮侍用，廣謀議，納諫爭”，“表孝弟有行，修治學官”，“納善聽諫”。張敞，字子高，本河東平陽人，徙茂陵，治《春秋》出身，后官豫州刺史、山陽太守、膠東相、京兆尹等，“為人敏疾，賞罰分明，見惡輒收”，“以經(jīng)術(shù)自輔，其政頗雜儒雅，往往表賢顯否，不醇用誅罰”。王尊，字子贛，涿郡高陽人，少孤，牧羊澤中，“竊學問，能史書”，后事郡文學，治《尚書》、《論語》，略通大義。后歷縣令、刺史、東平相、司隸校尉，曾劾丞相匡衡阿附石顯。后任京兆尹等。在東郡太守任上，遇黃河大水，以身塞堤，堤壞，百姓亡命，而京兆尹不走，百姓感動。王章，字仲卿，泰山巨平人，少以文學為官，遷至諫大夫，在朝廷以“直言”有名，成帝時，為司隸校尉、京兆尹，大將軍王鳳為帝舅，專權(quán)，王章雖為王鳳所舉，卻劾奏王鳳“不可任用，宜更選忠賢”，為王鳳所害。
《漢書·蓋諸葛齊鄭孫母將何傳》載，蓋寬饒，字次公，魏郡人。明經(jīng)為郡文學，以孝廉為郎，舉文正，遷諫大夫。后任司馬，對士卒愛護備至。至為太中大夫行使風俗，“多所稱舉貶黜，奉使稱意”，擢為司隸校尉，“刺舉無所回避”，“為人剛直高節(jié)，志在奉公”，工資半付吏民，子步行戍北邊。其上書，常引經(jīng)術(shù)，批評“圣道浸廢，儒術(shù)不行”，后得罪，自殺。諸葛豐，字少季，瑯邪人，以明經(jīng)為郡文學，“名特立剛直”，歷侍御史、司隸校尉，“刺舉無所避”。鄭崇，字子游，少為郡文學史，哀帝時為尚書仆射，“數(shù)求見諫爭”，諫封祖母傅太后從弟傅商，及用董賢，得罪，死于獄中。孫寶，字子嚴，穎川鄢陵人，以明經(jīng)為郡吏，“經(jīng)明質(zhì)直”，為議郎，遷諫大夫，刺史，丞相司直，曾劾帝舅紅陽侯王立等“懷奸罔上，狡猾不道”。后任廣漢太守、京兆尹，以稱職聞名。在司隸校尉任上，欲案驗傅太后殺中山孝王母馮太后事，下獄，后復官。哀帝崩，征為光祿大夫。平帝立，為大司農(nóng)，反對以周孔比王莽，免官。
《漢書·蕭望之傳》云，蕭望之，字長倩，東海蘭陵人，徙杜陵。好學，治《齊詩》，事同縣后倉近十年，后至太常，事同學白奇博士，又從夏侯勝問《論語》、《禮服》，“京師諸儒稱述焉”。歷官郎、諫大夫、丞相司直、左馮翊等，“經(jīng)明持重，論議有余，材任宰相”，為左馮翊三年，“京師稱之”，遷大鴻臚，反對和親政策。后代丙吉為御史大夫，遷為太子太傅，為太子授《論語》、《禮服》。宣帝臨終，以望之、少傅周堪等遺詔輔政，而中書令弘恭、石顯久典樞機，與侍中樂陵侯史高等互為表里，蕭望之與周堪與之對抗，不敵，自殺。班固曰：“蕭望之歷位將相，籍師傅之恩，可謂親昵之間。及至謀泄隙開，讒邪構(gòu)之，卒為便嬖宦豎所圖，哀哉！望之堂堂，折而不撓，身為儒宗，有輔佐之能，近古社稷臣也。”
《漢書·馮奉世傳》曰，馮奉世，字子明，上黨潞人也，徙杜陵。年三十余，學《春秋》，元帝即位，為執(zhí)金吾、左將軍、光祿勛，有軍功。其子四人至大官：馮野王，字君卿，受業(yè)博士，通《詩》，歷令、守、左馮翊、大鴻臚，“剛強堅固，確然亡欲，因其姊為元帝昭儀，生子為中山孝王，故不得為三公九卿；馮逡，字子產(chǎn)，通《易》，官至隴西太守，“治行平廉”。馮立，字圣卿，通《春秋》，歷官五原、西河、上郡、東海、太原太守，“居職公廉”。馮參，字叔平，通《尚書》，為昭儀馮媛少弟，行為“敕備”，歷官太守、諫大夫，封宜鄉(xiāng)侯，“性好禮儀，終不改其恒操”，后遭哀帝祖母傅太后之誣陷自殺。班固曰：“《詩》稱‘抑抑威儀’，惟德之隅。宜鄉(xiāng)侯參鞠履方，擇地而行，可謂淑人君子，然卒死于非罪，不能自免，哀哉！讒邪交亂，貞良被害，自古而然。”
《漢書·匡張孔馬傳曰，匡衡，字稚圭，東海承人。“好學，家貧，庸作以供資用，尤精力過絕人”，“經(jīng)學精習，說有師道，可觀覽”，元帝即位，為博士、給事中、光祿大夫、太子少傅、光祿勛、御史大夫，后代韋玄成為丞相，封樂安侯。“衡為少傅數(shù)年，數(shù)上書陳便宜，及朝廷有政議，傅經(jīng)以對，言多法義”。成帝即位，“衡上疏戒妃匹，勸經(jīng)學威儀之則”。后因事免官，其子匡咸以明經(jīng)歷九卿，家世多為博士。張禹字子文，河內(nèi)軹人，及壯，至長安學《易》及《論語》，以“經(jīng)學精習，有師法，可誠事”，在宣帝時為博士，無帝時為太子授《論語》，遷為光祿大夫、東平內(nèi)史。成帝即位，以帝師賜爵關(guān)內(nèi)侯，諸吏光祿大夫，給事中，領(lǐng)尚書事，后代王商為丞相，封安昌侯，“為人謹厚”。其弟子淮陽彭宣至大司空，“為人恭儉有法度”，沛郡戴崇至少府九卿，“愷弟多智”。孔光，字子夏，孔子十四世孫。其祖孔安國、孔延年皆以治《尚書》為武帝博士，其父孔霸為元帝師，“為人謙退，不好權(quán)勢”，孔光為少子，“經(jīng)學尤明”，歷諫大夫、博士、諸吏不祿大夫領(lǐng)尚書事、光祿勛，“據(jù)經(jīng)法以心所安對，不希指茍合”，但也“不敢強諫爭”，“不結(jié)黨友，養(yǎng)游說，有求于人”，“有所薦舉，唯恐其人之聞知”，遷御史大夫、廷尉、左將軍、丞相，封博山侯。哀帝即位，因與傅太后不合，免歸，后起為光祿大夫、給事中、御史大夫、大司徒。王莽執(zhí)政，退為平帝太傅，位四輔，給事中，后為太師。馬宮，字游卿，本姓馬矢，東海戚人，治《春秋》，歷官郎、楚長史、刺史、太守等，代孔光為大司徒、太師。
《漢書·翟方進傳》載，翟方進，字子威，汝南上蔡人。其父翟公好學，為郡文學。方進少孤，母織屨以給方進讀，經(jīng)博士受《春秋》，“經(jīng)學明習”，歷郎、博士、刺史，為人寬厚，謙讓，“居官不煩苛”，遷為丞相司直、京兆尹、御史大夫、執(zhí)金吾、丞相，封高陵侯，對后母甚孝，“為相國潔，請托不行郡國”。后自殺。其子方宣“明郡篤行”，官太守。方義亦官太守，反對王莽居攝，舉兵討王莽，以劉信為皇帝，兵敗被殺。
《漢書·谷永杜鄴傳》云，谷永，字子云，長安人，“博學經(jīng)書”，“數(shù)上疏言得失”，擢為光祿大夫，出為安定太守，依附王氏，因事得罪成帝。得王氏之助，免，曾官光祿大夫給事中、大司農(nóng)，善為災異之說，前后所上四十余事，“專攻上身與后宮而已”。杜鄴，字子夏，本魏郡繁陽人，徙茂陵，少孤，母為張敞女，從舅張吉學問，傳其家書。歷官郎、主簿、侍御史，哀帝即位，為涼州刺史，“居職寬舒，少威嚴”。
《漢書·何武王嘉師丹傳》云，何武，字君公，蜀郡郫縣人。宣帝時，從博士受業(yè)，治《易》，歷官令、諫大夫、刺吏、丞相司直。后免官，再舉，官至司隸校尉、京兆尹、御史大夫、大司空，封汜鄉(xiāng)侯。“為人仁厚，好進士，將稱人之善”，有正直之名。后因與王莽不合，自殺。王嘉，字公仲，平陵人，明經(jīng)，曾官太中大夫、郡太守、大鴻臚、京兆尹、御史大夫，“治甚有聲”，漢哀帝時代平當為丞相，封新甫侯，“為人剛直嚴毅有威重”，不喜董賢，后因事得罪，不愿自殺，認為“丞相幸得備位三公，奉職負國，當伏刑都市以示萬眾。丞相豈兒女子邪，何謂咀藥而死”。后死于獄中。師丹，字仲公，瑯邪東武人，治《詩》，為匡衡弟子，歷博士，東平王太傅，以“論議深博，廉正守道”，為光祿大夫、丞相司直，后歷光祿大夫給事中、少府、光祿勛、侍中。成帝末年為太子太傅，哀帝即位，官左將軍領(lǐng)尚書事、大司馬，封高樂侯，后徙大司空。哀帝欲以丁、傅、董賢分王氏之權(quán)，而師丹多諫爭，不合上意，免官。
《漢書·循吏傳》載，龔遂，字少卿，山陽南平陽人，以明經(jīng)為官，任昌邑王郎中令，“為人忠厚，剛毅有大節(jié)，內(nèi)諫爭于王，外責傅相，引經(jīng)義，陳禍福，至于涕泣，蹇蹇亡已。面刺王過，王至掩耳起走，曰：‘郎中令善愧人。’及國中皆畏憚焉”。昌邑王敗，髡為城旦。宣帝即位后，任渤海太守，有政聲，入為水衡都尉。召信臣，字翁卿，九江壽春人，明經(jīng)，歷官令守、諫大夫等，“視民如子，所居見稱述”，“為人勤力有方略，好為民興利，務在富之”，由太守征為少府。
以上所列，為《漢書》所載以儒生而為大官者的行止，他們的言論必稱經(jīng)典，反映其尊孔精神，而其行為，也大體以正直、直諫、忠世論，雖各人不免有過失過錯，但大節(jié)不失。比之武帝時個別利用仁義者，以及漢初之武夫，他們更合于圣人對儒生的要求，其政治主張也更多體現(xiàn)愛民忠君之精神。《漢書》之佞幸、酷吏基本不是儒生，就說明學習儒學本身，通過修身持正，足可以貫徹在齊家治國乎天下之實踐中。因此，儒學的復興與儒生入仕，對漢朝政治，特別是西漢官僚操守的影響，無疑是積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