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選》卷四八“符命”錄揚雄《劇秦美新》一篇，因該文關(guān)系對揚雄思想行為的把握，千百年來，歧見紛呈。要而言之，或以為偽托，或以為非偽托；而為非偽托者，也存在兩種對立的觀點，一種認為劇秦以美新，暗寓譏刺之意；一種以為美新以諂媚，有失節(jié)之嫌，莫衷一是，準的無依，有必要進行詳細的討論。
一、《劇秦美新》非偽托之文
《漢書·揚雄傳》曰，揚雄“年七十一，天鳳五年卒”，據(jù)此知揚雄生當西漢宜帝甘露元年，經(jīng)漢、新二朝，宜、元、成、哀、平、孺子嬰、王莽七帝。見于《藝文類聚·冢墓》的《揚雄家牒》，除指出揚雄以天風五年去世之外，還稱揚雄死后“葬安陵阪上，所厚沛郡桓君山、平陵如禮、弟子鉅鹿侯芭，共為治喪，諸公遣世子、朝臣郎吏行事者會送，桓君山斂賻起祠塋，侯芭負土作墳，號曰玄冢”。應(yīng)該說，以上記載不會有問題，但李善《文選》注于《甘泉賦》下引桓譚《新論》曰：“雄作《甘泉賦》一首，始成，夢腸出，收而內(nèi)之，明日遂卒。”若此說成立，揚雄在漢成帝時已死，自不及作《劇秦美新》。但班固稱《漢書·揚雄傳》“贊”以前皆揚雄“自序之文”，而自序云“哀帝時”，當作于平帝之世，并云《甘泉賦》后，先后作《河?xùn)|賦》、《羽獵賦》、《長楊賦》、《太玄》、《法言》、《解嘲》、《解難》。揚雄上《羽獵賦》，“除郎，給事黃門”，《漢書·趙充國傳》和《漢書·陳遵傳》言及“黃門侍郎”揚雄作《趙充國頌》及《酒箴》。《漢書·五行志》載哀帝建平二年四月乙亥朔，揚雄對災(zāi)異問。《漢書·匈奴傳》載建平五年揚雄上書諫勿許單于朝。許慎《說文解字敘》稱“孝平皇帝時，征禮等百馀人，令說文字未央庭中……黃門侍郎揚雄采以作《訓(xùn)纂篇》”。《漢書·藝文志》曰：“至元始中，征天下通小學(xué)者以百數(shù)，各令記字于庭中，揚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訓(xùn)纂篇》，順續(xù)《蒼頡》，又易《蒼頡》中重復(fù)之字，凡八十九章。”據(jù)《漢書·平帝本紀》，此事當在元始五年。《后漢書·班彪傳》稱漢有好事者續(xù)《史記》，章懷注曰：“好事者謂揚雄……。”王充《論衡·須頌》曰：“揚子云錄宣帝以至哀平。”《漢書·揚雄傳》稱莽即位，“雄復(fù)不侯，以耆老久次，轉(zhuǎn)為大夫”。又載，因劉棻事恐株連，跳天祿閣自殺未遂，為王莽所解脫，市井婦孺曰“惟寂寞，自投閣；愛清靜，作符命”，以譏誚，此事當在始建國三年。據(jù)《漢書·孝元皇后傳》，始建國五年，揚雄曾受命作《元皇帝誄》。以上信史，足證揚雄不死于成帝時。按《太平御覽》卷五八七引《新論》曰：“余少時見揚子云之麗文高論，……子云亦言，成帝時，趙昭儀方大幸，每上甘泉，詔令作賦，為之卒暴，思慮精苦，賦成遂困倦小臥，夢其五臟出在地，以手收而內(nèi)之。及覺，病喘悸，大少氣，病一歲。……”據(jù)此知“卒”當為“卒暴”之誤。
大抵前賢以為揚雄夭亡成帝時之說不可信，遂有人以《劇秦美新》為谷永或劉蔡手筆，谷永字子云，劉為揚雄弟子，二人皆依附王黨，按全祖望《鮚亭集外編》卷四十《揚子云生卒考》指出：“或又以谷永亦字子云，欲以《美新》之文嫁之，不知谷死于王根之世，不及見禪代。或又以劉蔡當之，然總莫之征也。”據(jù)《漢書·谷永傳》，王根薦谷永任大司農(nóng)歲馀，因病免，數(shù)月后死于家。據(jù)《漢書·百官公卿表》，谷永免官在綏和元年，距王莽建新尚有十數(shù)年。又《漢書·王莽傳》載，劉菜父子因符命得寵，劉菜為侍中東通靈將，五司大夫隆威侯，若劉菜得志時，美新何須假借；放于幽州后，假借又有何用?朱珔《文選解釋》辨曰：“《漢書》不載此文，正以其媚新室，故削之耳，而《典引序》明言之，尤為確證。張氏《膠言》，尚引余氏《管城碩記》及諸說，謂是后人前死，而莽之時托為此文，將獻之莽乎?抑特欲污雄而為此，以私傳之乎?王莽不久夷乎，光武已立，豈有又作頌新之文者乎?”班固《典引序》曰：“揚雄《美新》，典而亡實。”足見《漢書》不錄《劇秦美新》，并非不承認該文出自揚雄手筆。朱珔認為，昭明題《劇秦美新》人“符命”，只是一家之言，并非舊稱“符命”，“況孟堅《典引》系奏御之作，何得援人所偽托者與相如《封禪》異稱。……且雄作《元后誄》，衰思文母，而盛贊宰衡，中云‘火德將滅，惟后于斯，天之所壞，人不敢支’，又云‘歷世運移，屑在圣新’，又云‘漢宜承命，赤傳于黃，攝帝受撣，立為真皇’，直言莽當代漢，則其為《美新》，更何以解?諸說欲曲為開脫，未免失實”。這是說從《元后誄》到《劇秦美新》，是順理成章的事。
《劇秦美新》的序言導(dǎo)引情本，稱曰：“諸吏中散大夫臣雄稽首再拜，上封事皇帝陛下，臣雄經(jīng)術(shù)淺薄，行能無異，數(shù)蒙渥恩，拔擢倫比，與群賢并，愧無以稱職。臣伏惟陛下以至圣之德，龍興登庸，欽明尚古，作民父母，為天下主。執(zhí)粹清之道，鏡照四海，聽聆風俗，博覽廣包，參天貳地，兼并神明。配五帝，冠三王，開辟以來，未之聞也。臣誠樂昭著新德，光之罔極，往時司馬相如作《封撣》一篇，以彰漢氏之休，臣常有顛晌病，恐一旦先犬馬填溝壑，所懷不章，常恨黃泉，敢竭肝膽，寫腹心，作《劇秦美新》一篇，雖未究萬分之一，亦臣之極思也。”其中明言寫作動機在感恩圖報，仿司馬相如，而彰新之美，所謂“昭著新德”。班固《典引》序曰：“司馬相如夸行無節(jié)，但有浮華之辭，不周于用，至于疾病而遺忠，主上求取其書，竟得頌述功德，言封禪事，忠臣效也。”又曰：“竊作《典引》一篇，雖不足雍容明盛萬分之一，猶啟發(fā)憤懣，覺悟童蒙，光揚大漢，軼聲前代，然后退入溝壑，死而不朽。”《劇秦美新》之寫作，也當揚雄晚年，《昭明文選》李善注引賈逵《國語》注曰：“眩，惑也，眴與眩古字通。”唐張銑注曰：“顛眴，謂風疾也。”大致顛眩病之有頭眩是不會錯的，揚雄自感不久長，勉強作文，臨死哀鳴，頌美當世，故曰遺忠之事。
二、《劇秦美新》非詭言遁詞之文
李充《翰林論》曰：“揚子論秦之劇，稱新之美，此乃計其勝負，比其優(yōu)劣之義。”劉勰《文心雕龍·封禪》曰：“觀《劇秦》為文，影寫長卿，詭言遁詞，故兼包神怪。”李、劉之言，概括而言，是說揚雄以秦與新對比，以顯示新之美，但卻含有以新擬秦，虛意美新之意。這種說法，無疑是忽視了王莽及其僚屑如劉歆等人的學(xué)識。《漢書·揚雄傳贊》言劉歆與雄為友，足見揚雄對王莽的親信并不厭惡。又《劇秦美新》自“臣雄稽首再拜以聞曰”以下，簡敘歷史，自權(quán)輿天地，至羲皇、唐虞、成周，才“厥有云者”，“仲尼不遭用，而《春秋》因斯發(fā)，言神明聽祚，兆民所托，罔不云道德仁義禮智。”但歷史發(fā)展常有匪夷所思之事，“獨秦屈起西戎，那荒岐雍之疆，因襄、文、宜、靈之僭跡，立基孝公，茂惠文，奮昭、莊，至政破縱擅衡，并吞六國，遂稱乎始皇。盛從鞅、儀、韋、斯之邪政，馳騖起、翦、恬、賁之用兵，劃滅古文，刮語燒書，弛禮崩樂，涂民耳目，遂欲流唐漂虞，滌殷蕩周，熙除仲尼之篇籍，自勒功業(yè)，改制度軌量，咸稽之于秦紀。是以耆儒碩老，抱其書而遠遜；禮官博士，卷其舌而不談。來儀之鳥，肉角之獸，狙獷而不臻；甘露嘉醴，景曜浸潭之瑞潛；大弗經(jīng)貫，巨狄鬼信之妖發(fā)。神歇靈繹，海水群飛，二世而亡，何其劇與?”盡管揚雄對秦統(tǒng)一中國，以及法家、縱橫家的思想之認識尚值得商確，但批判秦倒行逆施，毀滅人類文化遺產(chǎn)，招致天怨人怒，卻是正確的。揚雄宗經(jīng)征圣，《太玄》、《法言》，無不倡導(dǎo)仁義道德禮智，《法言·先知》曰：“君子為國，張其綱紀，議其教化。導(dǎo)之以仁，則下不相賊；蒞之以廉，則下不相盜；臨之以正，則下不相詐；修之以禮義，則下多德讓，此君子所學(xué)也。如有犯法，則司獄在。”若不遵從先王之正道德治，“如綱不綱，紀不紀，雖有羅網(wǎng)，惡得一日而正諸”。法家重威勢而輕教化，正是二世劇亡的原因。《劇秦美新》曰：“帝王之道，兢兢乎不可離已，夫能貞而明之者窮祥瑞，回而昧之者極妖愆。”秦因不正不明，故祥瑞不至，邪回暗昧，妖愆叢生。“上覽古在昔，有憑應(yīng)而尚缺，焉壞徹而能全，故若古者稱堯舜，威侮者陷桀紂，況盡泛掃前圣數(shù)千載功業(yè)，專用己之私，而能享枯者哉。”如果我們通達到可以把天人感應(yīng)看作為政治善惡的象征，《劇秦美新》的“神怪”之表象實含蘊了中肯而進步的意見，桀紂之行，不得天之庇佑，實因觸犯眾怒，被取而代之，正是人心所向，天道必然。秦正是步了桀紂的后塵。
對于漢王朝，揚雄也有微辭，《劇秦美新》指出：“會漢祖龍騰豐沛……而帝天下，秦政慘酷尤煩者，應(yīng)時而蠲，如儒林刑辟、歷紀圖典之用，稍增焉，秦馀制度，項氏爵號，雖違古而猶襲之，是以帝典闕而不補，王綱弛而未張，道極數(shù)殫，閹忽不還。”作于漢哀帝建平年間的《解嘲》也稱：“當今縣令不請士，郡守不迎師，群卿不揖客，將相不俯眉，言奇者見疑，行殊者得辭，是以欲談?wù)咄鹕喽搪暎姓邤M足而投跡。”《解嘲》的批評可以作為《劇秦美新》的注解與補充。
但是，揚雄為什么不劇漢以美新呢?一則，如上所引，漢畢竟對秦有所蠲減增益，另一方面，新漢是禪讓關(guān)系，如三代故事，王莽對孺子嬰為定安公，“永為新室賓”；立漢祖宗之廟，“與周后異，行其正朔、服色”；孝平皇后為定安太后，黃皇室主。甄尋稱符命欲以黃皇室主為妻，王莽怒曰：“黃皇室主天下母，此何謂也”；王莽代立時，曾流涕獻欷，執(zhí)孺子嬰之手，稱“昔周公攝位，終得復(fù)子明辟，今予獨迫皇天威命，不得如意”，“哀嘆良久”。尊稱元王皇后為“新室文母太皇太后”。王皇后崩，“立廟于長安，新室世世獻祭”，“莽為太后服喪三年”王莽曰：“予之皇始祖考虞帝受嬗于唐，漢氏初祖唐帝，世有傳國之象，予復(fù)親受金策于漢高皇帝之靈。惟思褒厚前代，何有忘時?漢氏祖宗有七，以禮立廟于安定國，其園寢廟在京師者，勿罷，祠薦如故。予以秋九月親人漢氏高、元、成、平之廟，諸劉更屑籍京兆大尹，勿解其復(fù)，令終厥身。州牧數(shù)存問，勿令有侵冤。”在其他場合，王莽對漢雖有批評，但并不完全否定，對秦，卻頗為激烈，稱：“秦為無道，厚賦稅以自供奉，罷民力以極欲，壞制度，廢井田，是以兼并起，貪鄙生……。”揚雄在對待秦、漢的態(tài)度方面，與王莽是一致的。
揚雄作《元后誄》曰，“漢成既終，胤嗣匪生。哀帝承祚，惟離典經(jīng)。尚是言異，大命俄顛。厥年夭隕，大終不盈”，元皇后選宰衡王莽以救困厄，“博選大智，新都宰衡。明圣作佐，與圖國艱，以度厄運”，“穆穆明明，昭事上帝。弘漢祖考，夙夜匪懈。興滅繼絕，博立侯正。親睦庶族，昭穆序明。帝致支屬，靡有遺荒，咸被祚慶。冀以金火，赤仍有央。勉進大圣，上下兼該，群祥眾瑞，正我黃來，火德將滅，惟后于斯，天之所壞，人不敢支。哀平夭折，百姓分離，祖宗之衍，終其不全。天命有托，謫在于前，屬遭不造，榮極而遷。皇天眷命，黃虞之孫，歷世運移，代于漢劉，受祚于天，漢祖受命，赤傳于黃，攝帝受禪，立為真皇，允受厥中，以安黎庶”。劉邦水德，后正為土德，再潛移為火德，尚赤。以金木水火土五行相生相勝之說，虞后裔王莽，為黃帝苗裔，黃、虞二帝皆為土德、尚黃，水滅火，干莽受禪，則取相牛，火牛土，王莽以土代火，正是上應(yīng)蒼天，下適蒼牛。
漢自昭帝起，便有移德之說。春秋學(xué)家眭弘以泰山大石自立，及丘林苑一枯柳再牛之異事，以為將有天子自民間出，游說昭帝訪賢禪讓。成帝時甘忠可稱漢可再受天命，哀帝時，夏賀良再倡甘忠可之說，竟導(dǎo)致哀帝改稱陳圣劉太平皇帝，其后，禪讓之對象漸歸于王莽，《詩·大雅·文王》曰：“侯服于周，天命靡常。”
孔子作《春秋》，“至于哀十四而一代中”，哀帝六年，平帝五年，至孺子嬰二年，“亦哀之十四年”，“赤世計盡，終不可強濟”，“今百姓咸言皇天甘漢而立新，廢劉而興王”，王莽代漢，既合圣賢故事，又順民心，“圣人樂天知命，樂天則不勤，知命則無憂”。 一個熟諳歷史發(fā)展規(guī)律、尊經(jīng)征圣的學(xué)子，自然會有順應(yīng)時勢的認識，《劇秦美新》正體現(xiàn)了他真實之思想，非可以“詭言遁詞”曰之。
三、王莽與揚雄
《漢書·揚雄傳贊》曰：“初，雄年四十馀……除為郎，給事黃門，與王莽、劉歆井……當成、哀、平間，莽、賢(董賢)皆為三公，權(quán)傾人主，所薦莫不拔擢，而雄三世不徙官。及莽篡位，談?wù)f之士用符命、稱功德，獲封爵者甚眾，雄復(fù)不侯，以耆老久次轉(zhuǎn)為大夫，恬于勢力乃如是。”又曰：“莽誅豐父子，投菜四裔，辭所連及，便收不請。時雄校書天祿閣上，治獄使者來，欲收雄，雄恐不能自免，乃從閣上自投下，幾死，莽聞之，曰：‘雄素不與事，何故在此?’間請問其故，乃劉蔡嘗從雄學(xué)奇字，雄不知情，有詔勿問。”
揚雄與王莽雖無私人交情，但王莽卻了解揚雄恬淡的性格，而《漢書·元后傳》曰：“莽招大夫揚雄作誄。”又足見王莽對揚雄文采之器重。揚雄“實好古而樂道，其意欲求文章成名于后世”，王莽正是了解揚雄這一點，雖未有高官顯爵贈與，卻授以諸吏中散大夫之顧問官，不能不說有知遇之明。揚雄雖非諂事王莽，但對王莽的贊許卻很明確，《法言·孝至》曰：“周公以來，未有漢公之懿也，勤勞則過于阿衡，漢興二百一十載而中天，其庶矣乎！辟雍以本之，校學(xué)以教之，禮樂以容之，輿服以表之，復(fù)其井刑，勉人役，唐矣夫。”平帝元始四年為漢興二百十年，這時王莽尚未代漢，然揚雄之褒揚卻與即位后無二致。
王夫之《讀通鑒論》卷五指出：“以全盛未缺之天下，未浹歲而遷，何其速也。上有暗主而未即亡，故桓靈相踵而不絕；下有權(quán)奸而未即亡，故曹操終于魏王，……唯至于天下之風俗，波流簧鼓而不可遏，國家之勢，乃如大堤之決，不終旦潰以無馀，故王莽之篡，如是其速也，合天下奉之以篡。”又曰：“莽之初起，人即仰之矣，折于丁、傅，而訟之者滿公車矣。”檢《漢書·王莽傳》，王莽父早死，孤貧，折節(jié)為恭儉，“受《禮經(jīng)》，師事沛郡陳參，勤身博學(xué)，被服如儒生，事母及寡嫂，養(yǎng)孤兄子，行甚敕備，又外交英俊，內(nèi)事諸父，曲有禮意”，后因叔父王鳳一力舉薦，從黃門侍郎任起，有賢名，“宿衛(wèi)謹敕。爵位益尊，節(jié)操愈謙”，尊敬師長，輕財仗義，呵護少小，并因劾太后姊子淳于長而有忠直之名。衰帝即位，反對為定陶傅太后及哀帝母丁姬上尊號，遣就國。王莽在當時可謂孝悌、友于、忠敬、節(jié)儉、廉正。其子因殺奴而自殺，其婦儉樸如仆婦。因而“在位更推薦之，游者為之談?wù)f”，“在國三歲，吏上書冤訟莽者以百數(shù)”。班固指出：“莽色厲而言方，欲有所為，微見風采，黨與承其指意而顯奏之，莽稽首涕泣，固推讓焉，上以惑太后，下用示信于眾庶。”設(shè)使班固不帶有攻擊王莽的傾向性，那么王莽的所作為一定能激起如揚雄等人對三代大同天下為公理想的向往，而衷心擁護王莽之代漢了。因為揚雄是不可能知道王莽的陰謀的。
《漢書·王莽傳》指出：王莽執(zhí)政之時，“奏起明堂、辟雍、靈臺，為學(xué)者筑舍萬區(qū)，作市，常滿倉，制度甚盛，立《樂經(jīng)》，益博士員，經(jīng)各五人，征天下通一藝教授十一人以上，及有逸《禮》、古《書》、《毛詩》、《周官》、《爾雅》、天文、圖識、鐘律、月令、兵法、史篇、文字，通知其意者，皆詣公車。網(wǎng)羅天下異能之士，至者前后千數(shù)，皆令記說廷中，將令正乖繆，壹異說云”。王莽遵教化，而百姓如唐堯之民，市無二價，官無獄訟，邑無盜賊，野無饑民，道不拾遺，男女異路之制，庶幾可期。并“北化匈奴，東致海外，南懷黃支”，遣使疏通西方，“以經(jīng)義正十二州名分界”，以合《堯典》，平帝疾，作策以請命泰峙，“戴璧秉圭，愿以身代”，宛然周公。及即位，仿古改官號，封黃帝等后裔，以彰圣賢，認為井田制“國給民富頌聲作”，秦壞制度，“強者規(guī)田以千數(shù)，弱者曾無立錐之地，又置奴婢之市，與牛馬同欄，……繆于：天地之性人為貴’之義”，而有漢雖三十稅一，由于更賦及豪民侵陵，“實什稅五也。父子夫婦終年耕耘，所得不足以自存”，導(dǎo)致貧富懸殊，社會不安。遂推行井田，并設(shè)六管之令。專念稽古之事，期改良社會弊端，以復(fù)唐堯虞舜三代之治。《法言·先知》曰：“什一，天下之正也，多則桀，寡則貉；井田之田，田也；肉刑之刑，刑也。田也者，與眾田之；刑也者，與眾棄之。”揚雄的政治理想，正是王莽所身體力行的。
四、正確評價《劇秦美新》
《劇秦美新》先以圣賢理想，對秦及漢提出批評，而其重心，在于美新，其曰：“逮至大新受命，上帝還資，后土顧懷，玄符靈契，黃瑞涌出，……云動風偃，霧集雨散，誕彌八圻，上陳天庭，震聲日景，炎光飛響，盈塞天淵之間，必有不可辭讓云爾。”新受天命，不得已代漢，“于是乃奉若天命，窮寵極崇，與天剖神符，地合靈契，創(chuàng)億兆，規(guī)萬世，奇?zhèn)ベ脙H詭，天祭地事，其異物殊怪，存乎五威將帥，班乎天下者，四十有八章。登假皇穹、鋪衍下土，非新家其疇離之。卓哉煌煌，真天子之表也。”《漢書·王莽傳》載，始建國元年秋，“遣五威將王奇等十二人班符命四十二篇于天下”，符命是新禪立的天命物化形態(tài)。揚雄說王莽“委心積意，儲思垂務(wù)，旁作穆穆，明旦不寐，勤勤懇懇者，非秦之為與。夫不勤勤，則前人不當；不懇懇，則覺德不愷，是以發(fā)秘府，覽書林，遙集乎文雅之囿，翱翔乎札樂之場，胤殷周之失業(yè)，紹唐虞之絕風，懿律嘉量，金科玉條，神卦靈兆，古文畢發(fā)，煥炳照曜，靡不宜臻。式轉(zhuǎn)軒旃于旗以示之，揚和鸞肆夏以節(jié)之，施黼黻袞冕以昭之，正嫁娶送終以尊之，親九族淑賢以穆之。夫改定神祗，上儀也；欽修百祀，咸秩也；明堂雍臺，壯觀也；九廟長壽，極孝也；制成六經(jīng)，洪業(yè)也，比懷單于，廣德也。若復(fù)五爵，度三壤，經(jīng)井田，免人役，方甫刑，匡馬法，恢崇柢席爍德懿和之風，廣彼措紳神講習言諫箴誦之涂。振鷺之聲充庭，鴻鸞之黨漸階。俾前圣之緒，布滬流衍而不韞鐲。郁郁乎煥哉!天人之事盛矣，鬼神之望允塞”。有了如上事跡，“帝典闕者已補，王綱弛者已張，炳炳麟麟，豈不懿哉”。在揚雄眼里，三皇五帝之事業(yè)如在目前，豈可不如故事，遂勸王莽巡四民，迄四岳，增封泰山，禪梁父，完成“受命者之典業(yè)也”。
《劇秦美新》雖美新，勸王莽封禪，宗旨與《封禪文》、《典引》同。而美新主要在頌贊王莽，但立論之根基在于愛民、勤政，發(fā)掘圣賢傳統(tǒng)，這是進步的。雖及符命、神怪，不過是用以證明王莽順天應(yīng)人的證據(jù)而已。其與《封禪文》所似頗多。劉勰《文心雕龍·封禪》指出：“觀相如《封禪》，蔚為唱首，爾其表權(quán)輿，序皇正，炳玄符，鏡鴻業(yè)，驅(qū)前古于當今之下，騰休明于列圣之上，歌之以禎瑞，贊之以介丘，絕筆茲文，固維新之作也。”揚雄仿以作《劇秦美新》結(jié)構(gòu)相類，嚴謹而前后呼應(yīng)，排比鋪陳，氣勢雄偉，頗有大賦之風，而雙聲疊韻，互文對仗，又是駢文權(quán)輿，典雅莊重，為后世法。《文心雕龍·封禪》曰：“骨制靡密，辭貫圓通，自稱極思，無遺力矣。”《典引序》曰：“相如《封禪》，廓而不典，揚雄《美新》，典而亡實，然皆游揚后世，垂為舊式。”“亡實”自是班固對王莽的偏見所致，而《美新》在東漢尚為“舊式”，足見其影響。
顏之推《顏氏家訓(xùn)·文章》曰：“德敗《美新》。”以為揚雄作《劇秦美新》為一生大污點。至宋，曾鞏曰：“雄遭王莽之際，有所不得去，又不必死，辱于仕莽而就之，固所謂明夷也。然雄之言著于書，行著于史者，可得而考；不去非懷祿也，不死非畏死也，辱于仕莽而就之，非無恥也，在我者亦彼所不能易也，故吾以謂與箕子合。”又曰：“至于《美新》之文，則非可已而不已者也。若可已而不已，則鄉(xiāng)里自好者不為也，況若雄者乎?且較其輕者，其得已哉!箕子者，至辱于囚奴而就之，則于《美新》，安知其不為?而為之豈有累哉?：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淄，顧在我者如何耳?若此者，孔子所不能免，故于南子，非所欲見也；于陽虎，非所欽敬也。見所不見，敬所不敬，此《法言》所謂詘身所以伸道者也，然則非雄所以自見者歟?”王安石指出：“揚雄亦用心于內(nèi)，不求于外，不修廉隅以徼名當世。……揚雄者，自孟軻以來，未有及之者，……揚雄之仕，合于孔子無可無不可之義，奈何欲非之乎?”曾、王之說，比之顏之推，以及以揚雄為“莽大夫”的朱熹，是進步多了，但仍未脫出封建倫理原則。揚雄所處之時代，異乎內(nèi)憂外患的六朝及宋，漢人尊崇三代禪讓制度，了解家天下之非理，因而鼓吹順應(yīng)天意，不必為一家一姓之家天下而犧牲百姓利益。漢至成帝以后，皇帝多子庸，是所謂衰世，王莽代漢，如堯舜禹之禪讓，符合社會發(fā)展之規(guī)律。王莽聲譽鵲起，緣于其品性才能勝漢哀、平、孺子嬰多多，又與揚雄理想吻合，揚雄自然舉手擁護。揚雄作《劇秦美新》，正說明早期儒家思想家繼承孔子誅一獨夫、孟軻貴戚之卿可以推翻昏君之意見，在君臣觀念和社會革命立場上表現(xiàn)出進步性和民主性的體現(xiàn)。由此可見，《劇秦美新》不是揚雄一生之污點，而是他進步思想的體現(xiàn)。